重新认识流通（2）

    马克思主义认为，消费也有两种，一种是生产性消费一种是生活性消费。生产性消费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消耗，经过这种消耗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生活性消费是消费品的消耗，经过这种消耗，再生产出新的劳动力。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为了实现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必须借助交换(流通)这个环节，换句话说，流通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消费。马克思指出：“商品只要最终退出流通，不论在生产活动中或在本来意义的消费中被消费，它就在某一点上被抛出流通，完成自己最后的使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50页)换句话说：“投入流通的商品达到了它们的目的；它们互相进行了交换；每个商品成了需要的对象并被消费。流通就此结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17页)在这里，流通对实现消费有决定性作用。但是，消费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有消费水平、结构问题，还有消费速度问题，这些复杂而多种需求必定对流通规模、结构和速度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把再生产消费所造成的限制撇开不说，商人资本的周转最终要受全部个人消费的程度和规模的限制，因为商品资本中加入消费基金的整个部分，取决于这种速度和规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39-340页)又说：商人资本的流通速度“取决于：1.生产过程更新的速度和不同生产过程互相衔接的速度；2.消费的速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09页)总之，流通与消费之间是辩证关系，流通是消费实现的必要前提，流通对扩大消费规模有巨大促进作用；而消费对流通也有积极的反作用，它对流通的规模、结构和速度均起着影响和制约作用。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情况看，消费通过流通决定着生产既是一个客观真理，又是一个客观的实际。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消费，消费的总量决定着生产的总量，消费的要求，决定着对生产的要求，消费的结构决定着生产的结构，消费的趋向决定着生产的趋向。住房是如此，汽车是如此，家电是如此，食品是如此，如果不是让生产去适应消费，而是为生产而生产，必然出现生产过剩或生产短缺，满足不了人民生活与生产建设的需要。
    二、坚决同“重生产，轻流通”的观念、做法彻底决裂
    “重生产，轻流通”是怎么来的呢?我认为，马克思在设计未来社会时已有这种思想萌芽，固定这一模式的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中国是从苏联那里学来的。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流通理论，但他们在设计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形态时都出现了偏差。他们以西欧与北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为前题，对未来社会的设计是：
    1.生产资料完全归社会所有
    2.全面统一的计划化
    3.实行按劳分配
    4.不需要商品与货币。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消灭之时，金钱将变成无用之物，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
    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社会特点的描述，应该讲带有很大的空想色彩。但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按马克思设定的轨迹，而是在比较落后的俄国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按马克思的设计模式，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想建立一种直接由国家进行生产与分配的经济制度，比如，通过没收使全部工商业国有化，立即废除市场，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管理。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的按需分配。提出了“消费生产公社”这一组织形式，用直接的产品交换来代替商业，用经济关系的实物化来代替货币交换。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党纲草案中写道：“苏堆埃政权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这种“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使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走进死胡同。列宁的伟大在于迅速改变了这一错误，他说：“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误了。”(《列宁全集》第42卷，1987年版第176页)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
    1.改变清一色国有化的做法，允许一定的私人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
    2.采用市场的分权经济体制，一是重视商品货币关系，二是用收粮食税的办法取代强制收购余粮的作法，三是国家不直接干预企业经济活动，企业在生产、销售、投资等经济活动中有广泛的权力。
    3.实行有条件的计划经济。他说：“现在对我们来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等于官僚主义的空想。”
    4.提出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与利用外资。提出“向资产阶级学习。”
    这一新经济政策使苏维埃政权渡过了难关。但列宁于1924年过早逝世，斯大林从列宁的思想倒退回去。
    1.他突出所有制的作用，把所有制变成可以脱离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自在之物，一味追求公有化。
    2.否定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只承认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互换劳动。当时人人都怕谈商品，反对交换，主张统购统配。认为商品货币关系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劳动是直接的社会劳动，根本不需要商品交换，也不存在商品流通。直到他逝世前写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才认识到不能完全否定商品经济，不能否定价值规律，提出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但他仍然否定交换，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的流通过程，否定价值规律在社会生产中具有调节作用。许多苏联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与消费之间只有有意识的、系统的、有组织的分配，而不需要交换和流通；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就会变得像原始社会那样自觉、直接和一目了然，反映多种利益关系的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根本没有立足之地。所以苏联模式是典型的“重生产，轻流通”或典型的“无流通论”。
    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中国从苏联移植了这一套模式，后来毛泽东同志虽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十大关系”，但始终没有摆脱“重生产，轻流通”的格局。
    回想这段历史，除了理论上的错误以外，从实际出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当时都处于短缺经济，供不应求，“重生产，轻流通”也在所难免。
    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拨乱反正，充分重视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小平同志的流通观给死水一潭的中国流通业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改革开放以来，“车马论”还是“马车论”一直争论不休。即如把流通看作马，生产看作车的话，是马在前，还是车在前。“生产者主权论”者认为在中国生产决定一切。而“消费者主权论”者认为在中国同样是消费，是流通决定着生产。我于1995年在《人民时报》理论版上发表文章，明确提出了“流通三论”即“流通决定论”、“流通调节论”与“流通一体论”。同样引起了不少反对声。
    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应当如何摆正它们的位置，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如何摆正生产体制改革与分配体制、流通体制与消费体制的关系一直存在着偏差。“重生产、轻流通”仍然是一个客观存在，可以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但一些人就是死不承认。江泽民同志给这场争议作了一个结论，当前“重生产、轻流通”的观念烙印很深，这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续）